本品器型扁圆，以前后两只微微错开、相同尺寸之瓶体相连。瓶身近似抱月瓶之形状，微唇口、长直颈、圆腹，方胜式矮足，颇富巧思。颈部、腹侧及两瓶交错出现半月形开光处，均在坚细洁白的瓷胎上髹朱漆百道剔刻纹饰，颈腹部饰缠枝宝相花卉纹，两面开光内以细密的菱花锦纹为地，分别压雕楷书诗文“鹤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芦苇才色翠，轻鸥下江烟”，并落“乾隆”、“御笔”款识。器底髹以光亮黑漆。瓶体腹部圆形开光内皆以细润的白釉为地，一面以粉彩描绘松鹤延年图，笔触自然轻灵，格调清新雅丽，写实鲜活。画面中绿草茵茵，古松参天，傲然挺拔，繁茂如华，松针似团，寿石叠嶂，梅花盛放，群鹤栖居，悠然自得，画面意境幽远，颇具清旷情趣。不禁使人想到唐代诗人王维“谷静泉欲响，松高枝转疏”的诗句。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乾隆·粉彩木纹釉地松鹤图笔筒”与本品画意相类，参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珐琅彩·粉彩》，2009年，页164，图145。另一面以墨彩装饰飞鸣宿食图，塘畔四只芦雁或飞降、或鸣叫、或觅食、或栖息于水渚旁的芦花丛之下。画笔苍劲有力，墨彩为主，辅以矾红点缀，绿彩渲染使整个画面淡雅空灵，气韵回转，细腻传神，又生动灵活，深得国画绘画技法之精髓，不仅技巧高超，布局疏密有致，有条不紊，且意韵恬淡素雅，犹如一副清初四王的水墨山水画，具有极高的艺术造诣。有清一代，皇室于雍正五年（1727）降旨颁发“内廷恭造式样”，指示宫廷文物必须与宫廷外生产制作的“外造之气”有所区别，确立以“精、细、雅、秀”作为皇家的艺术标准，以建立一个专属于宫廷的风格样式。时至乾隆一朝，宫廷制器与吉庆装饰题材的运用已臻化境，达到“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程度，并不惜工本，诸如青绿山水、赭墨山水，或是如本品之松龄鹤寿、飞鸣宿食雁等，此类具有吉祥意味，又有文人雅趣，并足以彰显帝王、皇室品味的装饰母题，就在皇家用器上大量使用，本品便为其中之典型器。瓷器加漆工艺素来备受推崇，但其数量却如凤毛麟角，这是因为在陶瓷器表施漆极为困难，不仅会令成本飙升，连制作时间也会大为增加。由于每层漆料极薄，而漆层要有一定的厚度，方能雕琢如本拍品般的多层纹饰，故其工序极为耗时。瓷漆结合的作品少之又少，加上极易破损或脱落，所以完好无缺的传世品屈指可数。现存存最早的白瓷髹漆艺术品之一是北京艺术博物馆藏元代阿弥佗佛坐像。这尊造型优美的佛像曾于纽约佳士得2000年《Treasures from Ancient Beijing》专题展中亮相（展品7），并选载于图录封面。后来者惟有清代良匠曾锐意将此工艺发扬光大。在康熙皇帝大力推动之下，瓷器加漆的工艺再度兴起，但这类传世品寥寥可数，有一部分饰以黑漆嵌螺钿。其中一例康熙笔筒于2004年6月8日经伦敦佳士得拍出（拍品465号），并于2010年3月25日纽约佳士得“普孟斐文房清玩珍藏”专拍中再度拍出（拍品953号）。另外，Edward F. Strange所著《Chinese Lacquer》（伦敦：1926）图版XXI亦载录了一件清乾隆（公元1736至1795年）剔红瓷瓶。于2010年3月26日，纽约佳士得亦售出一件清道光（公元1821至1850年）画珐琅瓷瓶（拍品1449号），其瓶颈亦饰以剔红图案。 但相比之下，瓷胎雕漆无疑难度最大。此件清乾隆时期的双联瓶，整器品相卓绝，并糅合了炉火纯青的釉上彩绘及剔红工艺。剔漆刀法娴熟，灵活多变，锋芒毕露，菱花锦纹繁密交迭，刀法之精细，漆质之红艳，漆层之厚重，表现力之强，令人赞叹不已，时代特征极为鲜明。瓶身正反两面圆形开光，一面色彩亮丽清新，一面柔和淡雅，相映成趣。而整器所饰的粉彩图景与繁复的雕漆工艺又交相辉映，亦可谓苦心孤诣，诚属难得一见的重器，当为鉴藏家所重。旧配木盒及器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