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品直口，细长直颈，折肩，深长腹，圈足。器物内壁施白釉，釉面光洁。口沿、肩部、圈足所绘卷草纹相互呼应，颈部饰缠枝花卉纹，肩部有一圈变体莲纹，腹部饰分格的串枝纹。串枝纹是以线条纵向连接的独立纹样，多用在长腹造型器物的腹部，十分得体。青花色泽淡雅，花卉边缘均做出铁锈斑痕迹，这是乾隆时期仿烧永宣瓷器的典型特征。器底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纸槌瓶”一词最早见于明代高濂《瓶花三说》，其造型与古人造纸打浆工具或捣衣槌相似，故得此名。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又将其称之为“棒槌瓶”。根据传世及出土器物来看，“纸槌瓶”早在北宋时期就已烧制成功。学者将其追溯到九至十世纪伊朗流行的玻璃器皿。高濂《瓶花三说》中提及:“若书斋插花，瓶宜短小，以官哥胆瓶、纸槌瓶、鹅颈瓶、花觚……”说明当时瓷质纸槌瓶已经被普遍用于书斋插花，且位于首选器型之列。另有张谦德的《瓶花谱》、袁宏道的《瓶史》以及文震亨的《长物质》中均提到以瓷质纸槌瓶作为书室插花之用。进入清代以后，随着统治阶级审美取向的转变以及制瓷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的纸槌并不仅限于追求纯粹的单色表达方式，青花、彩釉纸槌瓶也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比例。 纸槌瓶发展至清代已经进入皇室收藏，从各作成做活计档清档中的记载来看，烧造的各类纸槌瓶广泛分布干皇宫，包括皇帝生活起居、处理政务的场所如乾清宫、养心殿等，圆明园中也有陈设。除了皇家收藏，还有一部分是作为赏赐品下发给王公贵族以及藩属。雍正八年《各作成做活计档清档》记载:“敬事房笔贴式太监沈玉功持来……西洋红纸槌瓶一件……着用棉花塞垫配木箱盛装，包裹黑毡，发报赏琉球国。钦此。”从档案中可以看到纸槌瓶除了宫廷陈设外也被作为赏赐品赐给藩属国。 从功用上讲，纸槌瓶由宋代供奉之用，到元明时期被文人士大夫阶层用于室内陈设，被赋予清赏雅玩的趣味，至清代则由文房清供上升为皇家御用或赏封之物，通过中外交流奔赴海外，赋予了更多的人文内涵。款识：“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参阅:《中国清代官窑瓷器》，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年，页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