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六年张作霖戎装像背龙凤黼黻图伍拾圆金币样币一枚，LM-1031，此币系张作霖主政北洋政府时期拟实行货币金本位制构想下的产物，由天津造币厂试铸，未发行，国内外机制币权威目录中，均将其珍罕度列为最高级；拍品以纯金坯饼制作，币模刻工精湛，压印力道十足，正面人像浮雕极具立体感，背面龙凤黼黻图细节淋漓尽致，制作精美绝伦，堪称中国近代铸币史巅峰之作；拍品源于2008年8月香港钱币拍卖会（Baldwin-Ma Tak Wo）拍卖品第1343号，是五十余年来出现的三枚金币实物之一，另外两枚分别是：1993年刊载于中国人民银行编著《中国历代金银货币通览·近代金银币章卷》第87页，为国家公藏，2012年11月邦瀚斯（Bonhams）香港拍卖会拍卖品第500号，出自张作霖家族后裔，来源明确；此外，1971年耿爱德藏中国钱币专场拍卖目录中刊载一枚，拍后不知所踪，且图片模糊无法比对，与此同时，其拍卖目录说明中还提及意大利驻华公使齐亚诺曾获赠一枚，下落不明，此二枚金币与本拍品之间可能存在重复关系，所以，综合目前所见实物及其他线索，此枚金币的存世量应为三至五枚；拍品一直以来都是泉界公认最为珍罕的中国机制金币，更以“民国币王”享誉世界，收藏价值不可估量，PCGS SP64出版：《中国机制银圆目录》，页259，图RC.1，周沁园、沈雪明编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年纪录：2008年8月28日香港鲍德温-马德和（Baldwin-Ma Tak Wo）钱币拍卖会，目录封面拍卖品第1343号，成交价：57.5万美元绝代珍品之-民国十六年张作霖戎装像伍拾圆金币孙 浩古代中国金属制成的实质货币，只有铜钱一种。未尝以黄金铸币，皆按重量及成色行用，无所谓本位问题。清末西力东渐，通商问题在工业化开始后导发全球格局巨变，缺乏近代通货管理概念的旧制未与时俱进。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期，各世界大国纷纷采用金本位，白银成为一种商品；但在用银的中国，银价的涨落非同小可，影响物价的稳定。在贸易乃至于败战的赔款、对外的借贷上吃亏甚大。自铸金币之主张首见顺天府尹胡燏芬光绪二十一年（1895）《变法自强折》:“各省通商口岸，一律设局，自铸金银铜三品之钱。”其后倡议者有陈炽《通用金镑说》以及通政使司参议杨宜治、驻俄公使胡惟德等，但以藏金有限，习惯不合等为朝廷大臣非议如张之洞反对最力，仅试制丙午丁未大清库平一两金币两种，没有发行。此时国币基本单位的“圆两之争”虽无共识，但非改革不足以图存呼声未止。光绪三十一年（1905）天津造币总厂开工、宣统二年（1910）颁布《币制则例》订国币单位为“圆”的银本位制，迈出统一币制整齐圜法的第一步，并筹备预定次年先推行大清系列银铜币，惟尚未实施革命爆发无具体结果。民国成立后，新政府对币制改革愿望依旧热切，旋于三年颁布《国币条例》，虽钟情金本位但仍暂以银为本位。由于中国举债频繁，各国均金本位制，贸易外债及赔款均以金计，财政负担极重。随欧战爆发银涨金落，1916、19、20三年金条金币进口暴增。北洋政府曾尝试“洪宪纪元”（1916）拾圆、“民国八年”拾圆及贰拾圆金币等；但当局财力不足虽金价低落无力采购等种种原因，计划未卒实施。1919年11月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倡议金本位制，是历年各方建议采用金本位或金兑汇本位之最后一次。仅山东省在1926年制作少量拾圆、贰拾圆金币，皆未发行。然而存世有极罕见之“民国十六年”张作霖戎装像伍拾圆金币，早年泉谱未见记载。据笔者所知，有张像金币之说首见1954年出版之耿爱德《中国币图说汇考》页434：耿氏与他的朋友圈看过面额“贰拾圆”及“肆拾圆”的铜样，但从未见过金质的；未编号也无附图，仅描述正面为张作霖戎装无铭文，背嘉禾图案，直径分别为21及23毫米。书中未提到伍拾圆面额者。1971年6月美国加州Schulman的《耿爱德藏中国钱币》拍卖出现一枚张像伍拾圆金币（#1138），惟附图欠清晰也未说明出处，难以深入探讨。近年搜集文献资料及高清图片，再比对北洋时期金银币之图片，此旧时代中国钱币面额最大之伍拾圆金币，正面肖像形体较张作霖像银币上所用者小，外圈花饰借用袁八贰拾圆金币者；背面龙凤黼黻图使用十五年版龙凤壹角银币模冲，外圈花饰与正面同。该龙凤图冲头亦用于十五年版山东省造拾圆金币，确定是天津造币厂制作。伍拾圆金币采用龙凤图案也是有迹可循的，“大元帅旗”即有此图案。但此时金价已大涨，据张家骧《中华币制史》：金银比价在民八袁像金币时是1∶16.3466，至资料截止的1924年是1∶27.7352，上扬近1.7倍。也难怪伍拾圆的张像金币形体仅比贰拾圆的袁像金币略大（28.5∶26.7）。再对照十五年山东贰拾圆金币规格，一目了然。张作霖据守北京时以戎装肖像制作的银币有二种：（一）民国十五年版，正面上端刻“陆海军大元帅”；背面中心为“纪念”两字，嘉禾与旭日图案环绕，嘉禾形式与共和纪念币非常相似。（二）民国十六年版，肖像同前年度改置于正面，背面龙凤黻黼图案，上缘镌刻“纪念币”三字，龙凤图与十五年版贰角同。金币为戎装肖像，背面以十二章国徽及简徽，显然北洋政府对此设计非常满意，多款银币均以此为主景图案，深受藏家青睐。按张作霖（1897-1928），奉天（今辽宁省）海城县人，人称“张大帅”。清末民初军阀割据时代的传奇性人物，起于草莽受招抚入官军后深得长官赏识，扶摇直上掌握奉天省的军政大权。袁世凯称帝失败病死后，被继任之黎元洪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1918年被总统徐世昌任为东三省巡阅使，成为东北王，张作霖统治时期致力工业建设和资源开发。两次直奉战争中先败后胜。1926年张作霖逼退冯玉祥，以安国军总司令名义坐镇北京，控制了北洋政府，势力鼎盛时期奉军远达沪宁。1927年6月成立安国军政府，自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并将北京政府改为大元帅府。9月25日北洋政府公告制定“大元帅旗”，以五色旗为底，左上角白色正方形，内绣龙凤黼黻十二章图案。按龙凤黼黻图来自中国古代礼服的十二章花纹，北洋政府时期采用为国徽。但政府从未公告。其为鲁迅在民国元年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科长时拟定的，设计者为鲁迅、钱稻孙和许寿裳。图案和说明书于同年8月底呈教育总长范源濂，结果不详，但说明书刊次年《教育部编纂处月刊》。图案系采用古代的“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代表意义如下：“日月星辰，取其照临也；山，取其镇也；龙，取其变也；华虫，取其文也；宗彝，取其孝也；藻，取其洁也；火，取其明也；粉米，取其养也；黼，取其断也；黻，取其辨也；美德之最，莫不赅备”。设计以图像取自汉朝石刻之嘉禾为中心，其后为黼（斧形），上之小圆圈代表粉米；黼下为黻（弓形），山结缕成篆文。正上方为日，左右分别系龙及华虫，各持宗彝，月置龙角火丽其身；华虫啄衔藻，其首戴星。另有嘉禾简徽，做笺纸之用，两者皆北洋政府时代中华民国的国徽。袁三壹圆银币背面即采用嘉禾图案。上海筹备造币厂之际，同时也征求新国币图案，经各界讨论决定建议采取国徽图案呈报政府，1923年3月，北京政府以总统教令公布采纳上海方面提案，即现存世之龙凤银币。因当时上海造币厂未能开工，故交由天津造币厂生产。或因帝王色彩浓厚没有量产。在南方之国民革命军日益壮大，1928年5月，奉军被北伐军击溃。6月2日，张作霖发表声明离开北京退守关外，其搭乘之列车在奉天郊区的皇姑屯（今沈阳市皇姑区与和平区交界处）遭日本关东军预埋之地雷爆炸身亡，距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尚未届满一年。金本位制固然是十九世纪的潮流，但当时国际金价相对稳定。中国却因长期闭关自守与国际脱轨致使金价低于外国。清盛世时东印度公司常以大量本洋换取黄金套利，后国内战乱频繁，甲午庚子连败后的巨额赔款，金银汇价的剧烈变动根本无力改革。清末民初，中国币制造成的紊乱是历史的现实，想以制作金币来解决诸多问题是水底捞月。存世壹圆银币金样有多种，基本上是主持币政者刻意为之如呈样、馈赠或供藏家，非为发行流通而制。张作霖像伍拾圆金币轶闻：1971年耿爱德藏品拍目介绍中，提到“一枚赠送后来担任意大利驻华公使齐亚诺伯爵（Count Ciano），现下落不明”。齐亚诺全名Galeazzo Ciano，此君大有来头，他是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的女婿，罗马大学法学专业毕业后，通过外交部测验成为外交官，先后前往驻巴西、阿根廷等使馆供职。1930年婚后任驻上海总领事、31-32年间任驻华公使，一·二八事变时曾居中调停并在《淞沪停战协定》见证人中以“驻华意国代办使事伯爵”衔签署；另一位外交官罗斯（G. Ros）、知名中国钱币学者亦参与此事。1933年齐亚诺回国任宣传部副部长、部长，1936年出任外交部长。齐亚诺长子在上海出生。在华期间其夫人埃达·墨索里尼（Edda Mussolini）与张学良传出绯闻。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去世，五天后出刊之《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有关报导还提及此事。茶余饭后的闲话或已淡出，但该枚伍拾圆金币能否再现江湖仍值得关注。至少，齐亚诺获赠张作霖像伍拾圆金币之说有脉络可循。目前来看，大帅金币均来自少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