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录《清代瓷器赏鉴》PL154，P125 来源上海敬华，2001年12月15日，编号0099五台山人旧藏藏草瓶，亦称“甘露瓶”，为藏传佛教陈设用法器。本品圆唇，直颈，颈下部有轮状凸起，丰肩，腹下渐收，束胫，覆钵式圈足，内壁施白釉，外壁以矾红彩绘饰。由上至下依次为回纹、朵梅纹、覆莲纹、仰莲纹、如意纹、变形覆莲纹、折枝西番莲纹、蕉叶纹、覆莲纹。瓶型秀美，色彩协调，为藏族传统造型与清代早期陶瓷烧造工艺的完美结合。藏草瓶是藏传佛教专用法器，而御制藏草瓶尚有另外一种用处，即作皇室赏赐西藏僧侣之用，这与清朝帝王民族统治之政策不无关系。通过尊奉藏传佛教以加强中央集权，是清朝政府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据记载，乾隆帝对藏传佛教极尽虔诚，坚持每日打坐修持，学习梵文和藏文，下令将雍和宫改为喇嘛寺，仿西藏桑耶寺于承德建普宁寺，又仿拉萨布达拉宫于承德建普陀宗乘庙，于紫禁城内仿西藏托林寺坛城殿筑雨花阁……凡此种种。藏传寺庙的增多及法事活动的频繁，促使藏式法器及陈设的大规模制作，大量不同材质的法器经清帝的授旨而成形于造办处，在此背景之下，景德镇御窑厂在奉命惟谨的督陶官唐英的监督之下进行着繁忙的生产事宜。《乾隆纪事档》：“（乾隆十一年）二月奉旨烧造红花甘露瓶，俱不要款”；“（乾隆十一年）五月初一日，唐英将按旨照样烧造得：红花白地甘露瓶四件……奉旨俱留下，其甘露瓶着唐英再烧造几件”；“（乾隆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大臣海望来说：太监张玉传旨：着传谕唐英将甘露瓶陆续再做些来。”甘露瓶始制于雍正朝，乾隆朝较为多见。同类藏品见故宫博物院例，录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杂釉彩-素三彩》，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页34，图29；南京博物院藏见于《宫廷珍藏-中国清代官窑瓷器》，南京博物院编，页225，图225；上海博物馆藏，刊于《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清代雍正-宣统官窑瓷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页204，编号151；另外，香港怀海堂亦庋藏一对，参见《机暇清赏-怀海堂藏清代御窑瓷罐》，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页358，图128。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郎世宁《弘历观画图》中绘有此种甘露瓶；原清宫旧藏，《内府御用器画样》之十一卷见有甘露瓶的画样，皆可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