款识：杨善深。 钤印：善深长寿 中国书法专场综述自干嘉以降，金石之学大兴，新发现的青铜彝器、汉魏碑刻、摩崖砖瓦层出不穷，纷纷涌进了书家的视野。新的材料给书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辗转摹刻、面目失真的刻帖被弃如敝履，碑学从实践到理论层面，逐步占领了书法发展的主流。邓石如、赵之谦等一批书家，引领着时代风潮，巩固了碑派书法的坚实地位。更何况，随着国门被坚船利炮打开，天翻地覆的时局冲击着知识分子的心灵，促使他们不仅开始反思社会现状，更对旧传统下的一切作全面的反思。人们探索着变法乃至革命的道路，旧观念与新思潮在神州大地上激荡，书家也不愿止步于规模汉隶魏碑，他们需要更强烈的创新，也需要更多元的审美取向。康有为有言：“盖天下世变既成，人心趋变，以变为主，则变者必胜，不变者必败，而书亦其一端也。”康氏的书法比赵之谦沈曾植等人迈出远远一步，他的取法虽然也来自郑道昭等汉魏石刻，但他的书法里，过去碑派书家书作里“古法”的痕迹所剩无几，喷薄的个性占据了其风格的核心。同样在“变”的还有整个民国书坛：碑学之内，于右任、谢无量等人的结体打破旧体规矩，将碑派行草书大大推进一步；碑学之外，在缤纷多面的社会风潮下，审美维度也有所拓宽，张伯驹这类面貌的书体，也能占有一席之地。如果说晚清以来的碑学风气是书法史上的巨大变局，民国至今鼓涌而出的斑斓异彩，更关乎人们书法观念上前所未有的巨变。清代以来的书坛固然并非碑学的天下。科举制度下饱读诗书的的士大夫们，即便留连于馆阁与刻帖，其书作中也自能有文人之风韵。在本场拍品中，康熙三十六年（1697）状元汪士鋐，守于董其昌法，与姜宸英、笪重光、何焯并称“康熙间四大家”。乾隆二年（1737）状元于敏中，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同样是董氏面目，却也风姿别具。光绪六年（1880）状元黄思永与光绪二十年（1894）状元张謇，致力于实业兴国，前者经营于北方，后者经营于南方，时人称为“实业两状元”。他们的书法，沉着平实，正是其事业的写照。光绪三十年（1908）末代状元刘春霖，曾拒斥日伪政权的任命，其书法雄劲中寓平澹，可谓书与人同。而另一些人站在时代的浪潮之上，指点江山，纵横捭阖，纵然无心于书艺，书作中亦能有一种气度。晚清名臣张之洞，颇得颜、苏法度，笔力遒劲，俊迈豪放。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楷行草皆有所成。直系军阀吴佩孚、山西军阀阎锡山、山东军阀韩复榘、四川军阀刘湘等人，虽不工书，字迹中亦颇有一股雄浑的气势。梁同书曾作联句：“小窗多明，使我久坐；入门有喜，与君笑言。”中国书法迈入近现代之门，大开一番新面，堪称迎“喜”，而本期专场亦为各位同好打开一扇见“喜”之门，望能与君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