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师佛，又称药师琉璃光如来，是救济世间疾苦的大医王和东方净琉璃世界的教主。其在行菩萨道时，曾发「十二大愿」，立誓为一切有情众生除障消灾、祛病延寿，故在成佛后，与一众眷属以趋避「九横」 之妙术，解救苍生疾苦。 药师信仰在中国的起源可追溯至东晋《灌顶经》的汉译，从南北朝到隋唐（约300年），《药师经》先后出现过五个汉译本 ，这一阶段的新译本主要是对前代译本的扩写和细化。以经文中「造药师像，治重病、度灾厄」的造像要求为例，东晋的《灌顶经》是「发心造立药师琉璃光如来形像」，到隋代达摩笈多本则要求「造七躯彼如来像」，其后的玄奘本、义净本皆延续此说法，「药师七佛」 作为东方净琉璃世界各方位的尊神的地位被不断强化。 经文中尊神数量的变化，对信众的造像供养提出了更高地要求，从塑造一尊药师佛像到塑造七尊药师佛像，供养成本大大提高，这种变化可能并未普及到唐代大众的药师密教供养活动中，这一点从一行、金刚智、不空等人撰、译的药师供养仪轨文献中只要求「塑画本尊像」和「作药师像一躯」的说法可以看出。但供养「药师七佛」的理念迅速体现在了汉地的洞窟壁画、绢画和寺院雕塑等佛教艺术品的创作中。敦煌莫高窟盛唐第220窟的《药师经变》，就向我们展现了唐人对东方净琉璃世界中「药师七佛」形象的瑰丽想象。 唐末、五代的两次法难，重创佛教，药师供养仪轨文献的翻译停滞。直到密教色彩浓重的藏传佛教成为元以后中土佛教的新兴力量，药师供养仪轨的翻译才重新启动。元朝的沙啰巴、清朝的工布查布、阿旺扎什均译有药师佛供养仪轨或布坛法。这一阶段翻译的仪轨文献，将唐代《药师经》中的「药师七佛」发展成为「药师八佛」 ，药师仪轨第一次将释迦牟尼佛作为诸佛导师加入药师佛系统。不过此时的供养变成需要「造七佛像，并执金刚菩萨像，皆于身安佛舍利。 」到清代工布查布译本，则要求发愿者在供养活动中「皈依世尊，药师八大善誓佛会，同其眷属。 」释迦在「药师八佛」系统中的地位进一步确立。至道光年间，阿旺查什补译的《修药师仪轨布坛法》明确提到在布置供养药师的曼荼罗坛场时，需造、绘「八如来像」 。 从现存的佛教寺院塑像和壁画遗存看，「药师八佛」系统在藏西和蒙古地区影响巨大。西藏的塔波寺、扎布让寺、洛塘寺、那果寺等寺院，内蒙古的五当召、美岱召、呼和浩特大召寺等寺院均留存有「药师八佛」的壁画或塑像。从存世的唐卡来看，「药师八佛」的完整绘制，是明清之际药师唐卡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相比之下，完整表现「药师八佛」的小型金铜佛像，存世量可谓凤毛麟角。本场拍卖中的这尊小型「药师八佛」金铜像，就是其中之一。 主尊药师琉璃光佛，结金刚跏趺坐于折角须弥座上，左手置于脐前托一药钵，右手垂于右膝，拇指与食指捏一阿噜喇果（诃子）枝叶作施予状。佛头饰绀青螺发，顶饰宝珠，以金粉绘制面颊、双耳及颈部。面相方圆似孩童，细眉间饰白毫，眼睑低垂，直鼻小口，神态沈静而慈悲。佛像肩胸浑圆饱满，双臂自然下垂。着袒右袈裟，衣边自右胁绕过前胸，垂搭于左肩。袈裟边饰联珠、花卉纹样，自然垂坠覆盖双腿，铺展于台座上，褶皱与纹理的处理，尽显袈裟厚重、平滑的质感。主尊造像体态舒展自然，装饰简素，与背屏、底座繁复细密的雕琢风格，形成鲜明对照，展现了繁与简的完美结合。 蕉叶状背屏以主尊药师佛为中心，向外辐射两层，内层表现了除药师佛本尊以外的「药师七佛」，七佛端坐于须弥座两侧升起的（忍冬莲花）花蔓上，主尊头顶为释迦牟尼佛（左手禅定印，右手降魔触地印）、主尊头部左右应为威音王如来（左手禅定印，右手与愿印）和善名称吉祥王如来（左手禅定印，右手无畏印？无法辨识）、主尊肩部左右应为无忧最胜王如来（双手结禅定印）和金色无垢如来（双手结说法印）、主尊肘部左右应为法海雷音王如来（双手结说法印）和法海神通王如来（左手禅定印，右手与愿印）。背屏上的七佛与主尊，共同构成完整的「药师八佛」系统。背屏内层与外层以一道连珠纹隔开，外层装饰一圈怒放的忍冬花。 主尊药师佛坐于折角须弥座上，底座的上枋部分装饰一圈联珠纹，正面镶嵌蓝、绿宝石五颗。束腰部分，上下以仰覆莲瓣作为迭涩，以金刚杵为支撑并间隔空间，正面中间雕刻手持吐宝鼠立于莲瓣上的财神形象，左右侧是昂首怒吼的鬃狮，底座两侧面以双十字金刚杵区隔两头鬃狮与两头大象。须弥座的底部以「Z」字笔法刻画了一枚五股金刚交杵，有以坚不可摧之佛智，破除一切灾厄疾苦的寓意。须弥座的下枋部分嵌入木质底座上部的凹面内。 这尊「药师八佛」金铜像无论从题材、表现形式还是艺术风格来看，都有其独特之处。背屏上的七佛与主尊同构成的「药师八佛」样式，是「药师八佛」形象在金铜佛像这一艺术品类中的妙创。拍卖市场上流通的药师多尊像并不常见，这尊「药师八佛」金铜像更是稀有，可说是十五世纪难得一见的艺术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