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边是杭州天水堂，右边是传教士住宅。|阿查理相册封面。|阿查理相册封二左下角粘贴的标签。|汉口圣若瑟堂，1870年代。|杭州西湖小瀛洲，1870年代。|普陀山普济禅寺，1880年代。|在宁波招宝山上野餐的外国人，1870年。|兰溪城隍庙牌楼及大门，1870年代。|杭州天水堂内景，1870年代。|宁波鄞江桥旁的村庄，1870年。|兰溪的城门，1870年代。|杭州西湖小瀛洲上，1870年代。|杭州Wu道台家的二楼风光，1870年代。|准备送往美国参加1876年世博会的宁波工月床及家具。这张月床现在保存在美国圣美博物馆。|上海的雪景，1870年代。|宁波的六面塔，1870年。|在宁波招宝山上野餐的外国人，1870年。|普陀山上的寺庙，1880年代。|在百步沙自向北望，远处可见文昌阁，1880年代。|普陀山朝阳洞，1880年代。|十九世纪历史影像中的江南|这件标的共有三部分组成。其一是一本摄于1860-1880年代的相册，其中有杭州的基督教教堂—天水堂的外景和内景。天水堂由美国南长老会差会开辟，是杭州最早的基督教堂。清同治六年（1867），美国南长老会派遣应思理、胡思登、郝理美等传教士往杭州布道，他们最初在城南城隍山上租借房屋，后来由藩台拨给城北天水桥畔毁于太平天国战火的荒地十亩作为活动场地。于是布道团就在这里搭建了两间平房作为布道所。1874年，美国南长老会又增拨经费，于是重新建造礼拜堂，并命名为“基督教天水堂”，又在礼拜堂后面新建了传教士住宅楼、男女书屋及宿舍等。1875年，传教士司徒尔与妻子来到杭州，主持天水堂，陆续开办了仁慈堂、医局、圣经学校、育婴堂等机构。司徒尔在中国46年，尽瘁于传教士工作，直到1913年在杭州病逝。值得一提的是，司徒尔的长子即1876年出生在杭州的司徒雷登。从照片上看，天水堂结构简洁，内部空间宽敞，堂内的柱子上还贴着“友于兄弟”、“厚待众人”的标语。这是目前已知天水堂最早的照片。此外还有杭州的岳飞墓、小瀛洲、雷峰塔、灵隐寺、官员住宅等。其中岳飞墓有大门外的石牌楼，上面还保留着明代题写的“忠悬白日”额，岳飞墓前的四佞人也还是同治四年（1865）重铸后的版本。相册中标注为杭州“Wu”道台的宅子，极有可能是城头巷39号吴煦故居。吴煦（1809-1872），字晓帆，又字晓舫，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在1860年以前，吴煦先后于浙江、江苏任幕僚、知县、监督江海关等职。1860年任苏松太道，任上联络英美法军队抵抗太平军，由华尔组织洋枪队。1862年太平军再度进攻上海时，又协助淮军对太平军作战。升任江苏布政使，后因白文齐抢饷事件被劾革职。虽然史书上说吴煦最后因“军需赔垫为苦”，说他财权两空，但实际上其在杭州的家宅并未受到大的影响，照片中精致的装饰一方面可看出吴煦多年经济上的积累，也可看出江南园林的秀雅。小瀛洲上亭桥风光、灵隐寺的古朴沧桑都是这些景点最早的照片之一。|若追溯杭州最早照片的作者，当属法国人李阁郎（Denis Louis Le grand, c.1820-?）。李阁郎1856年被雷米公司（Remi, Shmidt & Cie.）派往上海，但是第二年就单干了，他开设的照相馆是目前已知上海的第一家照相馆。除了上海和杭州，他还去了宁波和南京等地拍照，1859年，他在中国拍摄的80张立体照片在法国出版发行。但是李阁郎主要拍摄的是立体照片，照片尺寸太小，且他后来逐渐将经营的重心转移到销售西餐食物和洋酒上，留下的杭州照片不多。在李阁郎之后还有几位在1860-1870年代前往杭州的摄影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与西方各国建立了更现代化的海关制度，1863年清政府还大胆启用了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这样一个外国人掌管海关。赫德认为只有大量启用外国雇员才能杜绝海关的腐败，因此在他主政海关的五十年中，大量启用洋员，而在这些洋员中不乏掌握摄影术的人，亨利·查尔斯·坎米奇（Henry CharlesCamid ge, 1839-1874）便是其中之一。他出生在英国，1861年进入上海的江海关，1867年下海成为一名摄影师，曾在1860-1870年代前往苏州、杭州和宁波等地拍摄，这本相册中的西湖、岳王庙、灵隐寺照片即很有可能是坎米奇在1867年拍摄的。除了杭州一些景点最早的照片外，还有很多浙江省内城市第一次被照相机记录下来。如乍浦的港口、天妃宫炮台和南湾炮台的遗迹，两座炮台曾经是扼守杭州湾的要害，曾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阻击过英国舰队，也是在那一时期被毁；还有兰溪的城隍庙、城门、药业公所；慈溪的乡村风景；温州的江心屿、积谷山；还有汉口的圣若瑟主教座堂，位于武汉市江岸区上海路，建于1875-1876年，可容纳2000余人。建筑风格属于罗马式，正殿后侧有一对圆形塔式钟楼。1944年美军飞机轰炸武汉时该教堂受损，1948年修复。除了风光照片，还有参与《中英南京条约》谈判的清朝官员桂良、花沙纳和何桂清的合影，这张珍贵的照片由乔斯林拍摄。威廉·拿索·乔斯林（William Nassau Jocelyn, 1832-1892）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担任英军统帅额尔金的助理秘书，1858年抵达上海，并在1859年离开中国之前曾自上海乘船溯沿长江而上，沿途拍摄了些照片。|在这本相册封二的左下角贴着一个标签，上面写着“From Lady ChalonerAlabaster”，说明这本相册原来的主人是阿拉巴斯特的夫人。这位“阿拉巴斯特”即查尔诺·阿拉巴斯特（Chaloner Alabaster, 1838-1898），中文名阿查理。1855年17岁时作为见习翻译来到中国，彼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年广州城陷后他负责押送两广总督叶名琛往加尔各答。1861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他进入英国驻汕头领事馆，后又被作为常胜军首领戈登的翻译，因表现出色还被松江太道吴煦延为松江府的军事顾问。1869-1891年间，他分别在烟台、汕头、上海、宁波、温州、厦门、宜昌、汉口、广州等地担任副领事或总领事。1892年受封骑士，1898年病故。阿查理是精通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外交官，1900以前中国重大的外交事件其大都有参与，而这本相册中的内容几乎是他在中国外交生涯的全记录。相册前几页是手写的目录和浙江省的中英对照地图。|第二部分是一本1870年的宁波相册，其最初的主人是英国皇家海军上尉查尔斯·克拉克（Charles B. Clark）。据英国海军的The Royal Navy List，克拉克1868年7月8日加入英国海军，最初是在军需船“复仇女神”号上服役；1870年转到炮舰“列文”号上服役，这艘船1857年下水后就立刻前往中国，参与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并长期驻守东亚，往返于中国和日本之间。在1873年除役前，“列文”号在中国停留的地方有珠江、厦门、渤海湾、天津、香港、宁波、舟山、上海，并在1861和1862年两次溯长江而上。后来克拉克又分别在“紫石英”号、“拳击手”号和“不朽”号上服役，去过西非、美国等地，1882年还获得了英国海军颁发的铜星勋章。大概在1880年代中期他回到英国。这本相册里有宁波姚江南岸新江桥一侧的六面塔（又称华尔塔、华而塔）照片，其为纪念在宁波抵御太平军入侵的英法士兵在1862年所立，今已不存；还有1870年在甬英国居民的合影、西式训练西式装备的宁波地方武装卫安勇合影、宁波海关等照片。|第三部分是6张1880年代的普陀山旧照，内容涉及朝阳洞、百步沙、普济禅寺等。|江南，是无数中国文人的精神故乡，在工业文明迅速发展、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江南的人文气息愈发显得珍贵。在政治、经济地位提升后，江南文化得以快速发展。从字面上看“江南”即指江的南面，但作为一个典型的历史地理概念，江南是指长江以南的地区，那里代表着繁荣发达的文化教育和美丽富庶的水乡，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江南是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与希望。所幸有这些摄影师们为我们记录下十九世纪中后期杭州、宁波、温州、上海等地的江南，留给我们一份冻结的旧时光，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照片大都流传有序，可追溯到其最初的主人，这也更凸显了其作为史料的价值。这些照片的意义并不体现在那薄薄一张纸的实物，而是其上承载的内容。其意义的伟大，不是插在某位收藏家的书架上蒙尘的未来。而是作为全体中国人共有的文化财产，传播出去实现自己作为珍贵图像档案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