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面和镜背分别铸造后铸焊合成。圆形镜背，直径10.3厘米由透空的交龙纹和一周宽边框组成，四穿钮，钮座和钮区透空，边框三等分处各有一个卧兽，实为镜背与镜面结合的铸焊点。镜面边框内缘三等分处各留有一个缺龛，与镜背上的三个卧兽相对应，为面背结合使用。镜背有玲珑透空的十五条龙交错穿行，其中十条龙之首咬住镜的边缘，五条龙的头咬住镜钮。在镜背形成了繁密复杂的透空交龙纹饰。镜面背部无纹饰，镜面边框上右S形纹饰二十五个。 山西侯马朱彤遗址中出土过镂空盘陶范，六条龙交错，其中三龙之手咬住镜的边缘，三龙的头咬住镜钮。虽没有透空交龙纹镜背复杂繁缛，但其设计思路、铸造方式和纹样造型都是相同或相似的。镂空盘陶范的铸件与山西长治分水岭126号墓出土的铜牺立人擎盘极为相似，时代为战国早期。 该镜铸造与焊接技术十分讲究。透空交龙纹镜的铸制步骤大致是：先分别铸好镜背和镜面，并在镜面的后背上留出三个缺龛。然后，将镜背和镜面合在一起，在背面结合处的缺龛部位各搭一个卧兽范形腔。浇铸后，既形成了卧兽，铜液亦流入了预留的缺龛中，使得镜背与镜面在三点上得以固合，这一过程为焊铸。镜面的成形方式无疑是陶范法的铸造铸造结果，值得讨论的是镜背的铸造方式。镜背透空交龙纹镜的纹饰布局和走向极其复杂繁缛，或认为是失蜡法铸造，或认为是陶范法铸造。《中国王朝の粹》一书的第41器名为“透雕蟠螭纹镜”，与上海博物馆所藏透空交龙纹镜完全形同。编者难波纯子认为由“许多龙蟠绕而成的的透雕圆盘”是“用失蜡法铸成”的，后又进一步说明：相绕的龙体躯的断面都是圆形的，相互重叠，有的地方伸出到另外一条，而且没有范线，在所有的龙躯体上也没有分铸的痕迹，所以判断不是合范法而是“蜡套制模型法”的结果。经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和实验室的反复观察，认为该镜的透空交龙纹是陶范法制成的精品。主要根据是纹饰上有十分明显的范线。《中国王朝の粹》中的“透雕蟠螭纹镜”，从照片上看，其实也有很明显的范线，而且其清晰度超过上博藏镜，即铜镜铸成后的范线毛刺没有打磨彻底。 一般陶范法铸造而成的透空纹饰，其正面是凹凸有致的叠交线条，背却是平直的，如上海博物馆交龙纹豆，其圈足和豆盖的捉手都有透空的交龙纹，背面是平直的，长治分水岭所出的铜牺立人擎盘为陶范制成的透空盘，据观察背面也是平直的，但这一类的透空纹饰，其密集程度远不如铜镜的透空交龙纹。工艺上的区别，在于前者是雕刻成模，然后翻范;后者正面和背面所呈凹凸有序的叠交线条，是泥条盘绕成模法的结果。这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天，也是一难度极高的技术工艺。 同样的透空焊铸镜，除了 《中国王朝の粹》收录的一件外，东京国立博物馆、东京大仓集古馆和哈佛大学萨克勒博物馆等处都有收藏。 复合铜镜可以分为嵌合镜和铸焊镜两种。复合镜的嵌合技术十分高超，这一技术的详情目前我们还无法完全明白。何堂坤先生曾推测，“这类镜子是先浇镜背，之后再浇镜面;金属冷凝后，与镜面部分连在一起的镜缘同样产生了一个紧固力，从而加强了两部分金属的嵌合”。所以将嵌合称为“嵌铸”。透空镜边框多是连铸在镜背上的，如果此方法可取，也是先铸造镜面再铸造镜背。但如果后铸镜背，那么把薄薄的镜面嵌在有透空纹饰的镜背范上再浇铸，工艺几乎不可能。。另根据我们观察镜背框与镜面缘的两个嵌合面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接触。此法恐怕不可取。 或认为钉铆钉，但是从镜背照片来看，没有任何铆钉痕迹。著名修复专家高西省先生在洛阳博物馆修复一件残损的透空镜时发现，镜面与背上有粘合物的痕迹，，这一观察十分重要。西汉南越王墓层出图一枚复合镜，镜背做成凹形托盘，将镜面套入，用胶漆粘结牢固，从上博所藏那面镜子来看中间带有空隙，没有任何粘合现象，即使使用了粘合剂，这样的粘合力度使铜镜两千多面不分离，足矣让今人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