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宋一代，定窑刻花已至巅峰，萱草、双鱼、莲鸭、荷花、牡丹等传统图案精美绝伦。《宋史》中记载“牙鱼、飞鱼、奇巧飞动若龙形者”，“平民毋得为之”；帝王为“龙种”的观念源自《史记•高祖本纪》：“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自此龙成为皇权和帝德的象征，龙是帝、帝是龙，“真龙天子”是皇帝另一个称谓，而帝龙纹样被纳入皇权形象，平民百姓不得使用。龙纹器物在定窑瓷器中有所见，与定窑在北宋后期为宫廷烧造瓷器有关。本品敞口浅洗，底部平整，洗口沿处涩胎未着釉，为覆烧所致，全器满釉，釉层厚处呈现出淡淡的象牙色泽。盘内中央刻团螭龙纹，纹饰刻画洗练娴熟，体现皇家气象。本品胎质釉色、上釉方式及装饰技法均体现出定窑盛烧期的鲜明特征，与其相近刻龙纹的定窑浅洗见于台北故宫所藏的两例，载于《定窑花瓷——院藏定窑系白瓷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馆，2013年出版）Ⅱ-57，Ⅱ-58。||“外师造化 中得心源”|“宋代瓷业的飞速发展离不开安定的政治环境和繁荣的经济状况。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为瓷器烧制提供了物质保证，而社会的富足社会也使得人们对瓷器质量需求更高。|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决定瓷器发展的先决条件，而决定瓷器风格的还是宋代文化特点。可以说宋朝是华夏文化的一个极盛时代。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与赵宋之世”，宋代文化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最后一次复兴。……上流社会文化也逐渐脱去了三代以来文化艺术上强烈礼教性、神圣性还有魏晋时期的宗教性。宋代理学使得文人们更注重心灵的一种内省和思辨，思想上更加理性。宋以前思想文化在器物文化上的表现就是三代的青铜器的庄严肃穆、战汉时期玉器的古拙奔放、六朝石刻的神圣崇高和还有唐代金银器的奢华富丽。比之前朝，宋代艺术更加追求简洁素雅，不涉礼乐教化和宗教崇拜。宋代上流社会表现出的是一种较为纯粹的文人意识，即使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也有很强的文人气质：宋代皇帝很多有着较高艺术修养，除了著名的宋徽宗，如太宗、高宗、孝宗皇帝的书法作品在书法史上也有着一席之位。|宋代文化不像唐代那样强劲、热烈，但也不像六朝时那样充满了忧患和感伤。宋代文化的发展走向了沉静、婉约、含蓄的一面，这造就了汝窑那纯净天然的釉色；宋代在艺术上的崇古情节，不尚奢华绮丽，造就了宋官窑在仿古青铜器时表现出的高旷古雅；宋人追求艺术的自然天成，造就了哥窑开片和钧窑窑变这种本来是瓷器病变变为一种独特审美特征；宋人对生命哲学的理解不是像唐代那样追求旺盛生命力的张扬表达，而是一种对生命享受型的理解，造就了定窑生动洗练的纹饰，对生活朴素、宁静的向往一种特殊表达。纵向的比较各朝瓷器的风格特点，会发现宋瓷独特的风貌，不但是工艺技术所决定的，更是文化风气所造就的。|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写到：“试以瓷比之诗家，宋代之汝、均、哥、定，则谢宣城、陶彭泽也。淡而弥久，渊渊作金石声，殆去《三百篇》犹未远也。”宋代的五大官窑是当时以王孙贵族为首士大夫阶级的思想情趣及艺术品位的一个集中体现。这是一种儒道互补、天人合一、内圣外王的一种思想，是一种真正的文人气质的体现。可以说宋五大窑瓷是中国瓷史上完全脱去匠气的一个时代的瓷器。即使雍正、乾隆在瓷器上题诗作画，仍然是一种人为的追求雅致生活的世俗之心，只有宋瓷完全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于炉火幻化中取其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