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待询】【参阅】1. 香港佳士得2017年5月31日春季藝術品拍賣會，Lot2804，西藏十三/十四世紀鎏金銅嵌銀釋迦牟尼佛坐像，成交價人民幣4518萬元。2. 保利香港2016年10月4日秋季拍賣會，Lot3220，13世紀 尼泊爾銅鎏金金剛薩埵，成交價人民幣1816萬元。开一代雄风 成万世典范——元代宝冠释迦牟尼佛金铜造像赏识黄春和（首都博物馆） 公元13世纪初，元朝建立，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性的大统一和大融合。元朝尊崇藏传佛教，极大地推动了藏传佛教和佛教文化艺术的大发展和大繁荣。这一时期因西藏结束了长期分据局面，并归入内地中央政府，中尼和汉藏文化开始了频繁的交流和融合，佛像艺术因此显现出新的发展与变化的面貌，结束了此前外来与西藏本土艺术流派纷呈的局面，而出现了以尼泊尔和中原艺术影响为主的发展趋势，并产生和形成了萨迦寺、夏鲁寺、丹萨替寺、达隆寺等新的时代佛像艺术风格。其中，萨迦风格立足于当时西藏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萨迦寺而形成，最具时代特点，也最具艺术魅力和影响力。此次厦门心和拍卖公司推出的这尊铜鎏金宝冠释迦牟尼佛像就是一尊典型的萨迦风格造像。 宝冠释迦牟尼佛是释迦牟尼佛的一种特殊形象，其形象特征顾名思义就是释迦佛头部戴有宝冠。这类宝冠佛的出现与佛教密宗的形成密切相关。密教在修学上主张“即事而真”、“即身成佛”，即一种建立在肯定世间、重视世间、不破坏世间万物基础上的修学理念，与中原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所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的思想理念完全一致。这一思想明显拉近了世间和出世间、佛和众生的距离，为佛陀形象的世俗化、天人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密教形成之前，佛像皆现比丘形象，仅穿袈裟，全身素朴无饰物。7世纪密教形成后，佛像开始追求奢华的装饰，不仅戴上了宝冠，有时身上还佩有华丽的装饰。这一现象后来在印度西北部、中亚地区和我国西藏普遍流行开来。 尊像头饰螺发，头顶肉髻高隆，髻顶安宝珠，戴五花冠，缯带伴双耳齐垂于肩。短项，项间刻有三道蚕节纹。面形宽大，额部高广，双眉上挑，双目低垂，鼻梁修长，嘴唇小巧，五官刻画生动细腻，充分表现了佛陀不同凡俗的庄严与寂静。躯体壮硕，双肩宽阔圆实，胸肌高挺结实。上身着袒右式袈裟，下身着僧裙，衣纹表现承袭古印度萨尔纳特式手法，仅于领口、袖口、小腿和下摆处刻出衣边，余处光洁圆润，完全显露出躯体及四肢的自然起伏和变化。双腿结跏跌端坐，左手置双膝结禅定印，右手置右膝结触地印，表现释迦牟尼佛证道时姿势，所以此种造型姿势的释迦佛又被通称为“佛成道相”。身下莲座缺失，唯其不足之处，但由此可知像身与莲座原为分铸，为判断造像风格和产地提供了重要依据。整体造型大方，体魄雄健，气韵生动，气势非凡，体现了极高的雕刻技艺和铸造工艺水平，堪称一件珍贵稀有的西藏古代雕刻艺术精品。 尊像造型风格一眼看上去明显受到了尼泊尔艺术影响，尤其是它的面部和衣纹表现具有尼泊尔艺术的鲜明特点。但仔细端详，它在整体造型和局部细节上又与纯尼式风格造像有所区别，如佛像顶平，项短；面部宽大，额部高而宽广；衣纹样式及其装饰明显有所简略；双肩宽厚，胸肌高挺等等，就明显融入了西藏本土艺术的审美元素。因此我们可以判定它是一尊尼泊尔和西藏艺术融合的造像作品。元代时尼泊尔艺术成为影响西藏佛像艺术的主要外来艺术形式，在当时西藏政治、经济和佛教文化的强势影响之下，尼泊尔艺术分别为西藏各大佛教寺庙造像学仿和吸收，并由此形成了萨迦寺、夏鲁寺和丹萨替寺等不同造像中心和艺术风格。比较当时出现的各种佛像风格，此尊佛像体现了当时萨迦风格的鲜明特点。现在萨迦南寺主殿拉康钦摩大殿供奉的主尊是萨迦风格的典型代表，此像风格与之完全一致。 萨迦风格，即以日喀则地区的南北萨迦寺为中心形成的造像风格。1247年萨迦派四祖萨迦•贡噶坚赞（简称“萨班”）赴凉州会谈，促成了萨迦派与蒙古汗廷的政治联盟；元中统元年（1260年）八思巴受封为“国师”，正式确立了萨迦派在元朝的至尊地位。由是因缘，萨迦派成为了元朝在西藏地区行使政治权力的代言人，而萨迦寺顺理成章地跃升为元朝在西藏地区的政治、宗教和文化中心。从此以后，在元朝的大力扶持下，其教派思想得到了极大发展，佛教文化艺术亦呈现出繁荣昌盛的局面，并形成了具有鲜明教派和地方特色的艺术风格——萨迦风格”。其艺术特征表现为：造像头大，头顶平缓，项短；面部宽大，额部高广；五官端正，眉眼细长，钩鼻小嘴，口鼻较为集中；躯体浑厚，肩宽胸挺，四肢粗壮结实。佛身着袒右肩袈裟，衣纹简洁，表现手法完全采取萨尔纳特形式，菩萨惯以联珠式璎珞装饰。整体造型大方，气势恢宏，神态威严，气韵十足。每当看到这种风格造像，笔者总是不自觉地联想到元代绘画中成吉思汗、忽必烈等蒙古人形象，其造型特点与蒙古人体貌特征极为相似。因此笔者认为这一风格应当受到了当时蒙古审美的影响，因为在同一时期的尼泊尔造像中根本看不到这样的造型样式。 一直以来，对于尼泊尔艺术影响下的元代西藏佛教造像，包括萨迦、夏鲁和丹萨替等风格造像，西方学者都习惯性地将其归为“尼泊尔艺术”或“纽瓦尔艺术”，中国许多佛像爱好者、收藏家乃至一些学者也不明就里地纷纷跟风。笔者认为，元代西藏各种造像风格皆可定义为尼藏融合的造像风格，而不是一种单纯的尼泊尔风格，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归之为“尼泊尔艺术”。尽管当时尼泊尔艺术对西藏佛像的影响不小，但西藏本土的影响也不可小视，西藏本土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佛像风格特征上，佛像表现的题材和内容上，而更为重要的是体现在佛像艺术发展的根基和承载能量上。因为13至14世纪的西藏在元朝强大后盾的支持下，政治、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为各种文化艺术也包括佛像艺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契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尼泊尔艺术进入了西藏；也正是在这样肥沃的政治和文化土壤上，尼泊尔艺术得到了新的发展，从而形成了各种具有西藏民族特色的新的佛像风格。很显然，这种在西藏土地上得到发展的尼泊尔艺术，我们不能与纯粹的尼泊尔艺术混为一谈，而必须要区别对待。如果不加分别地将13至14世纪的西藏佛像艺术一概地归为尼泊尔艺术，那么我们就是无视当时西藏政治、宗教和文化艺术兴旺发达的历史事实，也是无视西藏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无视藏族人民文化审美上的自主意识和雕塑艺术上的创造才能。 综上可见，这尊宝冠释迦佛像虽然总体风格滥觞于尼泊尔艺术，但在大元一统的历史背景下，已经注入了元朝强盛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注入西藏萨迦政权的宗教思想与理念，注入了藏民族的审美意识与工巧智慧。它以完美的造型、精巧的工艺、雄浑的气势，再现了元朝和元朝统治下萨迦政权的辉煌历史，成为那个时代内地与西藏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繁荣昌盛的真实写照。A GILT BRASS FIGURE OF SHAKYAMUNI BUDDHA INLAID WITH GEMSYuan Dynasty(1368-16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