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砂加彩艺术是有别于以刀代笔的紫砂陶刻的另一种装饰手法，借鉴了传统的瓷器彩绘技艺，又有别于瓷绘，前者是在白色瓷胎上手绘，后者则是在紫砂器烧成后，在深沉的紫褐色素胎上进行彩绘加工复烧而成。加彩紫砂器既不失紫砂稳重、古朴、典雅的风格，又能显示出富丽堂皇、高雅华贵的气质，大大提高了紫砂器的艺术欣赏价值。紫砂加彩源于明代，盛行于清。据史料记载，时大彬时代有少量的加彩紫砂壶，当时以紫砂为胎，外壁髹漆，并雕刻花木云山、人物鸟兽等图案，台北故宫博物院存有时大彬紫砂胎剔红执壶，可谓开创了紫砂加彩工艺的先河。清代康雍干三代宫中用品日益追求富丽堂皇，因此由宜兴紫砂素器入贡朝廷，再由总管内务府所辖造办处进行二次彩绘加工。此壶即是紫泥调砂为胎，外施珐琅彩而成。 珐琅彩画装饰多见于瓷器之中，作为一种宫廷垄断的工艺，级别很高。珐琅彩器物往往受到市场的热捧。珐琅又称“拂郎”、“佛郎”、“发蓝”，是一种玻化物质。珐琅彩绘的制作技法起源于15世纪中叶的欧洲。随着东西贸易交往的频繁，尤其自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平定台湾以后，禁海开放，西洋制品开始涌入，最初从国外进入的是铜胎珐琅，康熙帝对这种工艺甚为喜欢，便授意造办处及作坊匠师将珐琅之技法成功地移植到瓷胎、紫砂胎上，称“宜兴胎画珐琅”，是康熙帝时期，西为中用的佳作。当时的紫砂画珐琅采取了多地合制的方式，以宜兴原矿紫砂泥为材料，在当地制成紫砂素胎，然后到造办处及珐琅作坊加工绘制，康熙帝甚至亲自设计、御审、定型。正因为康熙帝这个“突发奇想”，西洋来的“画珐琅”此后在中国落地，至雍正、乾隆时期达到了繁荣的顶峰。宜兴胎紫砂画珐琅在康熙鼎盛时期是宫廷御用官制制品，可是由于在珐琅料和胎体的附着上，由于不同的颜色对温度要求不一样，所以在当时受到设备限制，紫砂胎上的颜色容易流失，还有工匠对紫砂泥粗细把握不当，容易会让图案上出现明显的气孔、针孔。诸如此类的种种原因，紫砂画珐琅逐渐失传，如今存世很少，据活计档记载，乾隆三年至六年间内务府造办处陆续对宜兴胎画珐琅盖碗十二件、茶碗四件、茶壶五件、包袱壶及提梁壶一件等共二十三件配匣。道光十五年七月十一日立的《干清宫珐琅、玻璃、宜兴磁胎陈设档》中记载有二十件。咸丰四年以后收藏于干清宫的宜兴胎画珐琅器共有十九件，与在光绪元年、二十八年《陈设档》中的名录完全一致。另外，据《陈设档》记录，其中一件宜兴胎画珐琅包袱式壶于咸丰四年皇帝赏赐给了皇后。这件包袱式壶在乾隆三年九月二十五日的《活计档》上就有记载：“九月二十五日，七品首领萨木哈来说，太监胡世杰交宜兴画法琅包袱式茶壶一件（壶盖透盈）、宜兴四方画法琅四季茶壶一件，宜兴画法琅海棠式茶壶一件。” 这十九件宜兴紫砂胎画珐琅器悉数为台北故宫所藏，在这些器具中，除了一件小型提梁壶或作为水滴使用外，其余均为茶器。这批紫砂胎画珐琅茶器是康熙帝创办的造办处专为皇家制作的，同时受到雍正、乾隆皇帝的珍视。北京故宫则仅藏有1件残器，拍卖市场上更是寥寥，一旦出现即引起轰动。 此件方瓶造型挺拔，直口四方形，弧腹见方。肩两侧对饰兽首衔环耳，棱角峻厉，式样古朴典雅，端稳大气。腹身曲线刚柔并济，方中带圆，是为体态雍容、曲尽其妙。整器通体以褐彩为地，口外沿绘如意灵芝纹一周，束颈四面以花卉填饰；腹部绘四幅山水人物纹样；足部四面束凹开光内饰螭龙纹，底部一周呼应口外沿饰如意灵芝纹。观其珐琅料发色，层次宛然，浓艳而不炫目，秀敛亦不蒙滞，山水浓淡相宜，深具写实效果。可见其精工细作。 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清宫中的宜兴紫砂胎画珐琅器装饰题材多为花卉。有直接在紫砂胎上彩绘的，也有的可能是考虑到紫砂胎不象白瓷那样细腻光滑，就先在胎上涂抹褐色彩作地，然后再进行彩绘，褐色彩的颜色不仅酷似于紫砂的颜色，而且使器物表面的光泽增强。此件即为一例，器身通体施褐彩，而兽耳则不施彩绘，显出紫砂胎体的红褐色泽，形成别具心裁的装饰效果。 雍干两朝宫廷仿古艺术思潮兴盛，体现着雍正，乾隆父子二人对圣王时代的顶礼膜拜，器物造型，自上古青铜、赵宋名器、永宣二窑，乃至成化嘉靖，皆有所借鉴，同时却不拘于纯粹的摹制，注重在传统构成因素中创新，融入当下艺术风潮的新元素，结合原来的工艺造型和纹饰进行抽绎，组合出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样式，成就显赫。雍正六年以后，在雍正皇帝的直接干预下，随着造办处自炼珐琅料的成功，和愈来愈多的宫廷书画家参与珐琅彩器物的绘画和写字，其生产遂取得较快发展。雍正六年，造办处新炼的珐琅料有月白、白、黄、浅绿、亮青、蓝、松绿、亮绿、黑等九种颜色。新增珐琅料有软白色、香色、淡松黄色、藕荷色、浅绿色、酱色、深葡萄色、青铜色、松黄色等，共九样。造办处自炼珐琅料的成功，不仅摆脱了珐琅彩器物生产因依靠进口料而可能产生的捉襟见肘的窘态，而且新增加的彩色品种亦可使画珐琅人在表现物像时更加得心应手。此件紫砂画珐琅兽耳壶，较之两岸故宫所藏宜兴胎画珐琅茶器，其材料的丰富层次感和细致的绘画，颇有清雅文气，更具雍正朝的色彩。整体釉彩与黄褐色地相衬，两者相配，各擅胜场，愈臻乎妙境，审其形制、彩料、纹饰、画工之精美，可见匠心，确其为清雍正时高档之御用陈设。